武云飞:踏查祖国边疆和海疆
发布人:胡保革发布时间:2020-11-11 浏览次数:10


  一个20多岁的青年,头顶阴晴雨雪肆意变换的天空,脚踏植被贫瘠的青藏高原,肩上扛着的那张鱼网,是他野外考察的专属标记。

  一模一样的形象,也出现在东南沿海的岛屿上、西沙群岛的海滩上、中国与西部和西南邻国接壤的边界线上。时间慢慢地过了50年,青年的头发渐渐白了,腰杆依然挺拔,探索未知的心,一如赤子。

  这个踏查祖国边疆和海疆的人,是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武云飞。如今,他已年过八旬,搞科研、录网课,脚步不停,好奇心和求知欲还在往前冲。

从青岛到青海

  要是在武云飞的人生阅历里撒一张网,捞起的探险故事数不清。

  从山东海洋学院(中国海洋大学前身)水产系毕业,这个土生土长的青岛小伙在志愿表里填了“青海”。“哪儿远我就到哪儿去,得出去见见世面,不能老在青岛这几条街上转。”青岛到西宁2000公里,青海到底怎样,武云飞一无所知,只听有同学告诉他,那边艰苦,牙膏得多带,牙刷要买12支。

  到了西宁,武云飞才感觉有点不对劲。他这个曾拿过青岛市大学生举重冠军的人,怎么扛着小小的一个行李,倒觉着有千斤重,连气都喘不动?别人一说,他才知道,西宁海拔有2300米,他这是高山反应。

  武云飞的爱人也是青岛人。武云飞到青海工作后,年轻的女孩也把工作调到了西宁。“年轻人也不想什么条件,你去,我就跟你一起去就是了。”

  到了西宁,武云飞被分配到青海省财贸干校,教青海湖捕鱼队的200名船长船工织网捕鱼。织网这样细节的实践知识,武云飞没学过,也无从下手。他只得写信回母校向老师请教,索要捕鱼方法方面的书。参考书寄到了,武云飞边学边教。

  青海湖是当地鱼获的重要来源,在无风三尺浪的湖上,武云飞一漂就是半年。半年里不下船,身体已经忘了躺在家里床上的感觉,脚也记不清踩在平地上的滋味了,可他觉得“船上的生活很逍遥”。能把青海湖上的漂泊当成逍遥自在的,恐怕也只有武云飞了。

  大学时,老师带着学生坐舢舨出海,要到水深处安置海带架、下海带苗。小舢舨在海浪尖儿上蹿上蹿下,好多同学吐得一塌糊涂,武云飞却享受着乘风破浪的兴奋。

  武云飞从小在海边长大,6岁就会游泳,邻居是渔民,他经常跟着出海,到渔船上玩。海边的小孩生了小病,治疗的方法,都是“到沙滩上晒晒太阳去”。

  对这片海,武云飞再熟悉不过。在青岛的市井生活里,国家水产事业的发展情况可见一斑。海带这样青岛人餐桌上的常客,以往得靠潜水技术过硬的潜水员到海里采摘,渔民也只能出海打鱼赚生活。建国以后,住在海边的人能直观地感受到海产养殖的成效——种植的海带就在路边晾晒,只见那海带又大又宽,产量也高,街上推着车子、挑着筐子卖鱼虾、海螺、海虹的也多了。从战争年代里走过来的人都饿过肚子,而水产事业发展好,能让老百姓填饱肚子。武云飞觉着这个行业好,1957年考大学,就考进了山东海洋学院水产系。1961年毕业时,青海省要毕业生,武云飞就奔赴到青海报到。

青藏高原上的“探险”

  到青海工作近一年后,武云飞真正的野外实践开始了。那时中国科学院青海生物研究所(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前身)招人,有人跟武云飞说:“大家都知道你身体好,你去那儿工作吧!”

  到研究所工作,为什么还得身体素质好?“身体不行,气都喘不动,怎么上4000米、5000米的地方考察?”考察地点都是荒山野地,无法行车,武云飞和同事开车到县城,到了车走不了的地方,就把车放下,改成骑马、骑牛,到了马和牛都走不了的地方,就靠两条腿,徒步登山。

  野外考察一连十数天,不像城市里有饭馆吃饭、有宾馆住宿,得自己背着帐篷、扛着锅。找扎帐篷的地方也有门道,得有水用、有柴烧,要是一时找不到这样的地方,就得挨顿饿了。

  初到山上考察,武云飞诧异地发现,有的队友带了五花八门一大堆药,在高原多变的环境里应急。“我这马虎大意的人就什么药也没带。”不过,知道了这个经验后,他还是很少带药,只要求自己时刻提防疾病入侵就是了。

  有一回武云飞和同伴两人划着一只橡皮船沿河流考察,晚上走到一处河滩地,吃几口干粮,就把橡皮船冲干净,倚在船边,盖上皮大衣睡下。第二天早上醒来,俩人才猛地发现,头天晚上狗熊就在附近几十米外走过,掌印清晰可见。

  狗熊突然“造访”,丝毫没让武云飞感到后怕,相反十分高兴,因为这是武云飞野外考察需要调查的情况。武云飞数十年间已多次见过野狼和狗熊,“怕什么?我还觉得有兴趣呢。”。

  可能给考察队员造成生命威胁的不仅有野兽,还有高原上恶劣的环境。危险在武云飞一次到高山上考察时来临。他在出汗后不小心吹了风,在高原上可能致命的感冒找上门来,肺水肿随即而至。持续不断的咳嗽开始控制他的呼吸和行动,让他动弹不得。按理说,一旦肺水肿需要马上下高原,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“那时大家都有各自的考察任务,哪能专门有人把你送下山。”武云飞只能在帐篷里日夜咳嗽,待到全队考察完再一起下山。

  一个人在帐篷里,武云飞盼着能躺下,或者能打个盹儿,但一躺下咳嗽就更剧烈,只能坐着干咳。咳了7天,越咳越重。考察结束,下山进了医院,医生皱紧眉头:“你再不下山,马上就会死!”

  康复出院后,医生、同事劝他别再上山。但当时也没有其他搞鱼类的,无人能承担他的任务,武云飞只能自己再继续工作。

  那些年,他的脚印不仅留在青海,还到过新疆、西藏,走过祖国西部与西南邻国的边界,得过两次肺水肿,趟水过河差点陷进去再也出不来,风餐露宿,挨过的饿数不过来,走过的路也数不过来。

  他对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、风土人情了如指掌,当地编写地方志、兵要志,都找他了解情况。他每次考察都带的纱网,被撒在高原上数不清的水域,他发现了高原鱼类的2个新属、19个新种。他数十年里采集的28000多尾鱼类标本,涵盖了452个不同的种。他创建了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藏高原鱼类标本馆。

  他的双脚,还要给科学事业蹚出更多的伟大发现。

发现珍贵第三纪鱼类化石

  西藏班戈县所在的伦坡拉盆地,一个沉睡中的巨大惊喜在等待被唤醒。

  在结束一次考察任务、即将归队的路上,武云飞遇见一支也在伦坡拉盆地考察的地质队。和地质队攀谈的功夫,他看到地上有一些石头片,这让敏感的他眼前一亮。“这些是化石吗?”武云飞的求证得到了肯定的答案,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头片,果然是鱼类化石的碎片。

  对化石碎片的惊鸿一瞥,让武云飞心心念念。因为归队需要没能深入研究,武云飞下山后又辗转联系上地质队,准备再进山寻找化石的踪迹。

  武云飞扛上镢头和铁锨,背上一只水壶、一只铁皮箱,还带上了他外出考察必备的胶片相机,装备俱全地上山了。一位地质队的成员领着武云飞,从地质队驻扎点出发,往山里走了一个小时。“化石就在这座山上,你去找吧。”地质队的人下山去了,武云飞独自出发,要揭开山里藏着的秘密。

  在一处山坡上,一片片显现着鱼类头尾、脊椎的化石投射进武云飞的瞳孔,还有一些难得完整的梭型鱼骨化石,像化石的眼睛,向他投来百万年前的目光。

  武云飞后来在论文中记录,发现化石的地层的地质年代属于新第三纪的晚中新世或早上新世,也就是距今百万年左右。这些历经风雨穿越而来的鱼类在石头上表现得不完全清晰,但许多头部、尾部、脊椎都很显露,武云飞喜出望外,找到了化石,结合现生鱼类比较,就能弄清一些重要的鱼类学问题了。

  一个鱼骨骼结构最完整的化石被武云飞小心地从岩层上剥离下来,用干净的棉花纸裹好,放进准备好的铁皮箱里。他又取下许多表现比较清晰的化石,一一包好、装好。采集了半天化石,武云飞的肚子“叽叽咕咕”地叫起来,他这才想起,这一早出来,什么都齐备了,就是忘了带饭。

  直到天傍黑了,地质队要开晚饭,却找不着武云飞的影子。有人说,他咋还不回,不会让狼吃了吧?他们赶紧打着手电筒,一边喊着武云飞的名字,一边往山上找。

  原来,这一天对武云飞来说很长,却也很短,不管是饿还是累,通通忘光,时间也忘了,“轰轰轰直干到晚上”。天暗下来、看不清石头上的纹路时,武云飞才把注意力从化石里拔出来,背着装满化石的铁皮箱和铁镢头往回走。

  山里没光源,太阳一落,两眼一抹黑。他探索着往驻地走,却又找不着确切的方向。直到远远地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,他赶忙回应。武云飞高高兴兴地背着“战利品”往声音和光线传来的方向走,“对上号了,回去吃饭!”

  回到驻地,地质队队长一看武云飞采集的化石,连声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化石。论文发表后,消息很快传向世界,许多国际学术会议都找他去开会,海内外学者都希望能有幸亲眼看看化石。如今藏北伦坡拉化石报道已有42年,仍有院士、学者在依托它们进行研究。

  1993年,即将迈入花甲之年的武云飞调回青岛,回到母校,把他数十年来积攒的经验和学识传递给新一代水产人。他教学的方式不拘一格,带学生到不同的地方考察,总要去当地市场卖鱼的摊子看看,用相机拍下新奇的鱼类。武云飞不知道他用相机拍下过多少照片,从在高原上拍摄的鱼类和环境,一直到退休后赶集偶然看到罕见的灰星鲨鱼皮,都被他记录在册。

  2004年,70多岁的武云飞参加《中华海洋本草》编纂,为了收集鱼类,他仍旧带着手撒网,到达东南沿海的几乎所有海岛,在数不清的海域,迎着海风和烈阳,撒下陪伴他超过半个世纪的渔网,一如20岁时的模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