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20多岁的青年，头顶阴晴雨雪肆意变换的天空，脚踏植被贫瘠的青藏高原，肩上扛着的那张鱼网，是他野外考察的专属标记。

　　一模一样的形象，也出现在东南沿海的岛屿上、西沙群岛的海滩上、中国与西部和西南邻国接壤的边界线上。时间慢慢地过了50年，青年的头发渐渐白了，腰杆依然挺拔，探索未知的心，一如赤子。

　　这个踏查祖国边疆和海疆的人，是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武云飞。如今，他已年过八旬，搞科研、录网课，脚步不停，好奇心和求知欲还在往前冲。

从青岛到青海

　　要是在武云飞的人生阅历里撒一张网，捞起的探险故事数不清。

　　从山东海洋学院（中国海洋大学前身）水产系毕业，这个土生土长的青岛小伙在志愿表里填了“青海”。“哪儿远我就到哪儿去，得出去见见世面，不能老在青岛这几条街上转。”青岛到西宁2000公里，青海到底怎样，武云飞一无所知，只听有同学告诉他，那边艰苦，牙膏得多带，牙刷要买12支。

　　到了西宁，武云飞才感觉有点不对劲。他这个曾拿过青岛市大学生举重冠军的人，怎么扛着小小的一个行李，倒觉着有千斤重，连气都喘不动？别人一说，他才知道，西宁海拔有2300米，他这是高山反应。

　　武云飞的爱人也是青岛人。武云飞到青海工作后，年轻的女孩也把工作调到了西宁。“年轻人也不想什么条件，你去，我就跟你一起去就是了。”

　　到了西宁，武云飞被分配到青海省财贸干校，教青海湖捕鱼队的200名船长船工织网捕鱼。织网这样细节的实践知识，武云飞没学过，也无从下手。他只得写信回母校向老师请教，索要捕鱼方法方面的书。参考书寄到了，武云飞边学边教。

　　青海湖是当地鱼获的重要来源，在无风三尺浪的湖上，武云飞一漂就是半年。半年里不下船，身体已经忘了躺在家里床上的感觉，脚也记不清踩在平地上的滋味了，可他觉得“船上的生活很逍遥”。能把青海湖上的漂泊当成逍遥自在的，恐怕也只有武云飞了。

　　大学时，老师带着学生坐舢舨出海，要到水深处安置海带架、下海带苗。小舢舨在海浪尖儿上蹿上蹿下，好多同学吐得一塌糊涂，武云飞却享受着乘风破浪的兴奋。

　　武云飞从小在海边长大，6岁就会游泳，邻居是渔民，他经常跟着出海，到渔船上玩。海边的小孩生了小病，治疗的方法，都是“到沙滩上晒晒太阳去”。

　　对这片海，武云飞再熟悉不过。在青岛的市井生活里，国家水产事业的发展情况可见一斑。海带这样青岛人餐桌上的常客，以往得靠潜水技术过硬的潜水员到海里采摘，渔民也只能出海打鱼赚生活。建国以后，住在海边的人能直观地感受到海产养殖的成效——种植的海带就在路边晾晒，只见那海带又大又宽，产量也高，街上推着车子、挑着筐子卖鱼虾、海螺、海虹的也多了。从战争年代里走过来的人都饿过肚子，而水产事业发展好，能让老百姓填饱肚子。武云飞觉着这个行业好，1957年考大学，就考进了山东海洋学院水产系。1961年毕业时，青海省要毕业生，武云飞就奔赴到青海报到。

青藏高原上的“探险”

　　到青海工作近一年后，武云飞真正的野外实践开始了。那时中国科学院青海生物研究所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前身）招人，有人跟武云飞说：“大家都知道你身体好，你去那儿工作吧！”

　　到研究所工作，为什么还得身体素质好？“身体不行，气都喘不动，怎么上4000米、5000米的地方考察？”考察地点都是荒山野地，无法行车，武云飞和同事开车到县城，到了车走不了的地方，就把车放下，改成骑马、骑牛，到了马和牛都走不了的地方，就靠两条腿，徒步登山。

　　野外考察一连十数天，不像城市里有饭馆吃饭、有宾馆住宿，得自己背着帐篷、扛着锅。找扎帐篷的地方也有门道，得有水用、有柴烧，要是一时找不到这样的地方，就得挨顿饿了。

　　初到山上考察，武云飞诧异地发现，有的队友带了五花八门一大堆药，在高原多变的环境里应急。“我这马虎大意的人就什么药也没带。”不过，知道了这个经验后，他还是很少带药，只要求自己时刻提防疾病入侵就是了。

　　有一回武云飞和同伴两人划着一只橡皮船沿河流考察，晚上走到一处河滩地，吃几口干粮，就把橡皮船冲干净，倚在船边，盖上皮大衣睡下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俩人才猛地发现，头天晚上狗熊就在附近几十米外走过，掌印清晰可见。

　　狗熊突然“造访”，丝毫没让武云飞感到后怕，相反十分高兴，因为这是武云飞野外考察需要调查的情况。武云飞数十年间已多次见过野狼和狗熊，“怕什么？我还觉得有兴趣呢。”。

　　可能给考察队员造成生命威胁的不仅有野兽，还有高原上恶劣的环境。危险在武云飞一次到高山上考察时来临。他在出汗后不小心吹了风，在高原上可能致命的感冒找上门来，肺水肿随即而至。持续不断的咳嗽开始控制他的呼吸和行动，让他动弹不得。按理说，一旦肺水肿需要马上下高原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“那时大家都有各自的考察任务，哪能专门有人把你送下山。”武云飞只能在帐篷里日夜咳嗽，待到全队考察完再一起下山。

　　一个人在帐篷里，武云飞盼着能躺下，或者能打个盹儿，但一躺下咳嗽就更剧烈，只能坐着干咳。咳了7天，越咳越重。考察结束，下山进了医院，医生皱紧眉头：“你再不下山，马上就会死！”

　　康复出院后，医生、同事劝他别再上山。但当时也没有其他搞鱼类的，无人能承担他的任务，武云飞只能自己再继续工作。

　　那些年，他的脚印不仅留在青海，还到过新疆、西藏，走过祖国西部与西南邻国的边界，得过两次肺水肿，趟水过河差点陷进去再也出不来，风餐露宿，挨过的饿数不过来，走过的路也数不过来。

　　他对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、风土人情了如指掌，当地编写地方志、兵要志，都找他了解情况。他每次考察都带的纱网，被撒在高原上数不清的水域，他发现了高原鱼类的2个新属、19个新种。他数十年里采集的28000多尾鱼类标本，涵盖了452个不同的种。他创建了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藏高原鱼类标本馆。

　　他的双脚，还要给科学事业蹚出更多的伟大发现。

发现珍贵第三纪鱼类化石

　　西藏班戈县所在的伦坡拉盆地，一个沉睡中的巨大惊喜在等待被唤醒。

　　在结束一次考察任务、即将归队的路上，武云飞遇见一支也在伦坡拉盆地考察的地质队。和地质队攀谈的功夫，他看到地上有一些石头片，这让敏感的他眼前一亮。“这些是化石吗？”武云飞的求证得到了肯定的答案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头片，果然是鱼类化石的碎片。

　　对化石碎片的惊鸿一瞥，让武云飞心心念念。因为归队需要没能深入研究，武云飞下山后又辗转联系上地质队，准备再进山寻找化石的踪迹。

　　武云飞扛上镢头和铁锨，背上一只水壶、一只铁皮箱，还带上了他外出考察必备的胶片相机，装备俱全地上山了。一位地质队的成员领着武云飞，从地质队驻扎点出发，往山里走了一个小时。“化石就在这座山上，你去找吧。”地质队的人下山去了，武云飞独自出发，要揭开山里藏着的秘密。

　　在一处山坡上，一片片显现着鱼类头尾、脊椎的化石投射进武云飞的瞳孔，还有一些难得完整的梭型鱼骨化石，像化石的眼睛，向他投来百万年前的目光。

　　武云飞后来在论文中记录，发现化石的地层的地质年代属于新第三纪的晚中新世或早上新世，也就是距今百万年左右。这些历经风雨穿越而来的鱼类在石头上表现得不完全清晰，但许多头部、尾部、脊椎都很显露，武云飞喜出望外，找到了化石，结合现生鱼类比较，就能弄清一些重要的鱼类学问题了。

　　一个鱼骨骼结构最完整的化石被武云飞小心地从岩层上剥离下来，用干净的棉花纸裹好，放进准备好的铁皮箱里。他又取下许多表现比较清晰的化石，一一包好、装好。采集了半天化石，武云飞的肚子“叽叽咕咕”地叫起来，他这才想起，这一早出来，什么都齐备了，就是忘了带饭。

　　直到天傍黑了，地质队要开晚饭，却找不着武云飞的影子。有人说，他咋还不回，不会让狼吃了吧？他们赶紧打着手电筒，一边喊着武云飞的名字，一边往山上找。

　　原来，这一天对武云飞来说很长，却也很短，不管是饿还是累，通通忘光，时间也忘了，“轰轰轰直干到晚上”。天暗下来、看不清石头上的纹路时，武云飞才把注意力从化石里拔出来，背着装满化石的铁皮箱和铁镢头往回走。

　　山里没光源，太阳一落，两眼一抹黑。他探索着往驻地走，却又找不着确切的方向。直到远远地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，他赶忙回应。武云飞高高兴兴地背着“战利品”往声音和光线传来的方向走，“对上号了，回去吃饭！”

　　回到驻地，地质队队长一看武云飞采集的化石，连声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化石。论文发表后，消息很快传向世界，许多国际学术会议都找他去开会，海内外学者都希望能有幸亲眼看看化石。如今藏北伦坡拉化石报道已有42年，仍有院士、学者在依托它们进行研究。

　　1993年，即将迈入花甲之年的武云飞调回青岛，回到母校，把他数十年来积攒的经验和学识传递给新一代水产人。他教学的方式不拘一格，带学生到不同的地方考察，总要去当地市场卖鱼的摊子看看，用相机拍下新奇的鱼类。武云飞不知道他用相机拍下过多少照片，从在高原上拍摄的鱼类和环境，一直到退休后赶集偶然看到罕见的灰星鲨鱼皮，都被他记录在册。

　　2004年，70多岁的武云飞参加《中华海洋本草》编纂，为了收集鱼类，他仍旧带着手撒网，到达东南沿海的几乎所有海岛，在数不清的海域，迎着海风和烈阳，撒下陪伴他超过半个世纪的渔网，一如20岁时的模样。